西蒙·拉尔森坐在他对面的温莎椅上。
“我听不清楚，但我看得清楚。我想这是我多年来当警察的后遗症——想见到和我说话的人。”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瓦兰德说。
“也许我应该说，是习惯。你想对我说什么?”
西蒙·拉尔森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他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
“我出生于1917年8月，”他说。
“那是战争结束前一年，一个温暖的夏天。1937年，我开始在隆德的公共检察部门工作，我在60年代来到斯塔德，当时警察部队已经国有化。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可能有重要意义的，发生在40年代。我在托梅利亚工作了几年。那时候，他们并没有那么严格地划定界限——有时我们在斯塔德帮忙，有时他们来这里帮助我们。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的某个时候，人们在离洛德鲁普不远的路上发现了一匹马和一辆旧的大篷车。”
“一匹马?和车队?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停止打断我的话，你会明白的。那是在秋天。有人在托梅利亚给我们打电话。来自洛德鲁普的某个家伙。他本应该给斯塔德打个电话，但他却打给了托梅利亚的总督察办公室。他想报告说，他发现一匹马拉着一辆大篷车在路上行驶，里面没有人，驾驶座上也没有人。那天早上就我一个人。在我学开车的时候，我没有给斯塔德打电话，而是开车去了洛德鲁普。果然，那里有一匹马和一辆大篷车，但没有人。从篷车里面可以明显看出吉普赛人住在里面。现在我们应该称他们为旅行者，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受尊敬。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消失了。这一切都很奇怪。天刚破晓，马和商队就来到了那里。7天前，卡塞贝加上出现过一男一女，五十多岁。他把剪刀和刀子磨得锃亮，它们既友好又可靠——但是它们突然就消失了。”
“找到了吗?”
“据我所知没有。我想这个消息可能对你有用。”
“绝对。你说的很有趣。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报告他们失踪——如果他们报告了，他们就会在我们的登记簿上。”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照看了那匹马，我想那辆大篷车就烂掉了。我怀疑事实是没有人关心旅行者。我记得大约一年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偏见非常多。但也许现在也有了?”
“你还记得其他的事情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很高兴我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能说出是哪一年吗?”
“不。但在当时的报纸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一定能找到那些文章。”
瓦兰德想立即采取行动。
他喝干净一杯咖啡，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您的联系。这很可能是很重要的。我会跟你联系的。”
拉尔森说:“不要拖得太久。”
“我是个老人。我随时都可能死去。”
瓦兰德离开了托梅利亚。
他开车很快。
在这次调查中，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即将取得突破的感觉。
……
马丁森花了4个小时才找到含有关于这匹神秘的马和大篷车的文章，有关斯塔德的各种缩微胶片和不同版本。
几个小时后，他带着许多缩微胶卷来到警察局。
瓦兰德和马丁森和斯特凡·林德曼一起坐在会议室里。
“1944年12月5日，”马丁森说。
“这就是它开始的时候。有关斯塔德发生的各种事件，第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乡村公路上的飞行荷兰人》。”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把马丁森收集的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
瓦兰德指出，住在大篷车里的两个人叫理查德和伊琳娜·彼得森。
甚至还有一张模糊的他们的照片——一张挂在大篷车里的相框的复制品。
“西蒙·拉尔森的记忆力很好，”
当他们读完这些文章后，瓦兰德说。
“我们可以为此心存感激。我们可能迟早会发现这一对，但谁知道呢。当然，问题是:这两个人能成为我们要找的人吗?”
“他们的年龄正合适，”林德曼说。
“这个地方很适合。问题是:发生了什么?“记录，”瓦兰德说。
“我们需要挖掘出所有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他们的信息。如果真的有时间机器的话，现在是我们可以利用它的时候了。”
“也许尼伯格有一个，”林德曼说。
瓦兰德和马丁森突然大笑起来。
瓦兰德站起来，走到窗前。
马丁森继续在后面笑，林德曼打了个喷嚏。
“接下来的几天，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瓦兰德说。
“我们不应该放弃所有其他线索，但我们要让它们休息。你也许会说，让他们成熟起来。但直觉告诉我这是对的。有太多的事情和这两个人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报纸上的每个人都称赞他们，”马丁森说。
“但在字里行间，你会感觉到人们并不怎么在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这个谜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你会觉得我们应该为那匹拖着一辆空房车的马感到难过。想象一下，如果是两个当地的老农民失踪了，人们会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你说得对，”瓦兰德说。
“但在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之前，我们不能排除他们涉嫌谋杀的可能性。我会打电话给检察官，告诉她这件事。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同意由谁来做些什么，以便更详细地了解60年前失踪的理查德和伊琳娜·彼得森夫妇的情况。
瓦兰德去了他的办公室，给检察官打电话，报告了新的进展，并得到了按照计划进行的许可。
然后他坐下来，又把报纸上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真的认为他们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
他们一直努力工作到12月2日。
斯科讷省的天气继续不好。风雨不停。
瓦兰德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电话或电脑上，经过多年的尝试，他终于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
12月2日早晨，他找到了理查德和伊琳娜·彼得森的一个孙子。
她的名字是卡特娅·布隆伯格，她住在马尔默。
他给她打电话时，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卡特娅·布隆伯格不在家，但瓦兰德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说情况紧急。
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他还在等她给他回电话，这时接待处联系了他。
“有一位客人来了，”一位接待员说，他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这是谁?“
“她说她叫卡提亚·布隆伯格。”瓦兰德屏住呼吸。
“我来了。”他走到接待处。
卡特娅·布隆伯格40多岁，浓妆浓抹，穿着短裙和高跟靴。
几个交警在他们经过时羡慕地看了瓦兰德一眼。
他和她握手。
她抓得很紧。
“我想我也可以来这里。”
“你真是太好了。”
“我当然很好。我可以直接说废话的，不是吗?你想要什么?”
瓦兰德把她领到他的办公室。
路上，他朝马丁森的办公室瞥了一眼，像往常一样，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卡提亚·布隆伯格坐在参观椅上，拿出一包香烟。
“我倒希望你不要这么做，”瓦兰德说。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说话?”
“是的。”
“那我就抽了。”
“只是为了让你了解一下情况。”
瓦兰德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和她争论。
无论如何，香烟的烟雾并没有让他那么恼火。
他站起来找一个可以当烟灰缸用的东西。
“你不必麻烦。我带了个烟灰缸。”
她把一个小金属烧杯放在桌子边上，点燃了香烟。
“不是我，”她说。
瓦兰德皱起了眉头。
“你说什么?”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我说那不是我。”
瓦兰德扬起眉毛。
他意识到她一定是在说他一无所知的事。
“那是谁呢?”
“我不知道。”
瓦兰德伸手拿起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只是一些手续，”他说。
“620202-0445”。
很明显，卡特娅·布隆伯格之前曾被警方拘留。
他记下她的地址，然后告辞离开了房间。
马丁森仍然不在他的办公室，但瓦兰德设法联系了斯特凡·林德曼，并把信息传递给了他。
"我想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个女人的什么把柄。”
“现在?”
“现在。”
他解释说。
林德曼理解。
瓦兰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里面充满了烟草的烟雾。
卡特娅·布隆伯格(卡特娅·布隆伯格)不带过滤嘴吸烟。
他打开了窗户。
“不是我。”她又说了一遍。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瓦兰德说。
“刚才还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
他看得出来她立刻提高了警惕。
“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你的外祖母和外祖父。”
“理查德和艾琳娜·彼得松。“
“他们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捻熄了香烟，马上又点燃了一支新的。
瓦兰德注意到她有一个昂贵的打火机。
“出于各种原因，我想知道他们失踪时发生了什么。那时你还没出生。你是20年后出生的。但你一定听说过。”
她盯着他看，好像他神志不清似的。
“你联系我谈过这件事吗?”
“不仅如此。”
“但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不。只差六十个。”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想喝点咖啡。”
“当然可以。牛奶和糖吗?”
“不是牛奶。奶油和糖。”
“我们没有奶油了。”你可以喝牛奶。和糖。”
瓦兰德去拿了些咖啡。
由于机器出了毛病，所以大约十分钟后他才回来。
房间是空的。
他大声咒骂。
当他回到走廊时，看见她正从厕所里走过来。
“你以为我逃走了吗?”
“你没有被起诉或逮捕，所以你不会逃跑。”
他们喝了咖啡。
瓦兰德等待着。
他不知道她以为他要跟她谈什么。
“理查德和艾琳娜。”他又说了一遍。
“关于他们，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她还没来得及回电话，电话铃就响了。
是斯特凡·林德曼。
“很快了。要我在电话里告诉你吗?”
“是的。”
“卡特娅·布隆伯格两次被判攻击罪。”
她在欣斯伯格监狱服刑。
她还和一个和她结婚几年的男人一起抢劫了一家银行。
现在她显然是利姆一家杂货店抢劫案的几名嫌疑人之一。
“我还能继续吗?”
“目前还没有。”
“怎么样?”
“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瓦兰德挂了电话，看着正在研究自己指甲的卡特娅·布隆伯格:它们被涂成了鲜红色，每个手指的颜色都不一样。
“你的祖父和祖母，”他说。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尤其是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她还活着吗?”
“她二十年前就死了。”
“你父亲?”她从指甲上抬起头来。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因诈骗罪而坐牢。我从来没和他联系过。他和我在一起也不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就我而言，我不介意他死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
“如果你让我来提问，事情会结束得更快。你妈妈肯定告诉过你一些关于你祖父母的事吧?”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他们消失了。无影无踪。这不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吗?”
“可是我的天哪!”
“他们又回来了!”瓦兰德盯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回来了。他们在夜间离开了大篷车，带走了一些必需品，然后消失了。我想他们在Sm?land的一个农场住了几年。当一切都平静下来后，他们又回来了，换了名字，换了发型，再也没有人问任何关于偷窃的问题了。”
“盗窃?“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来这儿是为了给我解释一下。”
“他们偷了附近一个农民的东西。但后来他们退缩了。他们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假装消失了，躲得远远的。我想理查德称自己为阿维德而艾琳娜则称自己为海伦娜。我只见过他们几次。但我喜欢他们。爷爷七十年代初去世，奶奶几年后去世。他们被安葬在墓地H?ssleholm。但不是用真名。”
瓦兰德什么也没说。
他毫不怀疑刚才听到的是真的。
每一个词。
1942年10月被遗弃的马和大篷车成了转移注意力的话题。
六十年来，这一直是人们用来转移注意力的话题。他们感到失望，但同时也感到宽慰，因为他们没有浪费太多不必要的精力。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一项必须结束的调查。在某人的花园里发现了两具骷髅。也许你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将暂时把Limhamn杂货店的业务留给马尔默的同事。”
“不是我。”
“我听见你这么说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是的，你可以。”
”他陪她去接待处。”
“我喜欢它们，”她在离开前说。
“爷爷和奶奶。他们是古怪的人，既隐秘又坦率。我只是希望我能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瓦兰德看着她穿着高跟鞋走了。
他突然想到，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他不会完全忘记他。
快到十二点时，他同马丁森和林德曼简短地谈了几句。
他解释说铅已经变冷了。
他们可以放下它，继续生活。
然后他通知了检察官。
瓦兰德今天休息了。
他在广场的一家商店买了一件新衬衫，在隔壁的餐厅吃了一份披萨，然后回到玛利亚加坦的家。
那天晚上琳达回来时，他已经睡着了。
……
第二天是12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瓦兰德起得很早，在海边散步了很久，直到8点钟，他才决定重新当一名警察，于是他就去了警察局。
他们将被迫后退一步，重新开始调查西蒙·拉尔森的线索。
然而，在他开始工作之前，他需要打一个电话。他查了一下号码。
电话铃响了好几次才有人接。
“拉尔森。”
“这是瓦兰德。很高兴那天见到你。”
“同上。”
“我只是想告诉您，您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不过有一个很自然的解释。要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吗?”
“我当然感兴趣。”
瓦兰德说得很清楚。西蒙·拉尔森静静地听着。
“好吧，至少我现在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
“很抱歉我给你带来了不必要的工作。“
”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瓦兰德说。
“你知道作为一名警察需要做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消除线索和找到线索一样重要。”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太老了，不记得我当过多少警察。”
“你的记忆力没有问题。”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瓦兰德能感觉到西蒙·拉尔森还想继续谈话。尽管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还是继续谈话。
瓦兰德想起了他看到的那个躺在床上睡着的女人。他最终设法挂断了电话，忍不住想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
他自己要怎么做呢?
变得古老，无法停止说话?
九点钟他们在会议室集合。
“我们将不得不从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瓦兰德说。
“这个谜题有一个答案，即使我们目前看不到。”
“我同意你的看法，”马丁森说。
“瑞典是一个小国，但它的居民记录却异常良好。六十年前也是如此，即使那时的人们没有陪伴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个人号码。一定有人错过了那些人。一定有人问起过他们。”
瓦兰德有了一个主意。
“你是对的。应该有人想念他们的。两个中年人失踪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实际上没有人想念他们，没有人问起他们——这本身就有意义吗?“没人想念他们，因为没人知道他们失踪了?”
“可能。也可能是有人真的想念他们，但不是在这里。”
“现在你把我弄丢了。”
斯特凡·林德曼也加入了谈话。
“你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之前说过。斯科讷省是一个被战争国家包围的孤立省份。英国和德国的轰炸机在我们的土地上紧急降落，难民从各地赶来。”
“差不多吧，是的，”瓦兰德说。
“我不希望我们过早下结论。我只是想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而不仅仅是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些最有可能的解释。也许还有一种我们还没有真正想到的解释。这就是我的意思。”
“人们通过照顾和向难民出租房间来赚点外快，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谁支付?”
“难民们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有钱的人会帮助那些没有钱的人。它为农民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特别是他们可能不用为此纳税。”
马丁森伸手去拿桌上的文件。
“我们收到了斯蒂娜胡伦的另一份报告，”他说。
“没有什么能改变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唯一的问题是，她说女人的牙齿不好，而男人的牙齿或多或少是完美的。”
“你认为有那么久远以前的牙科记录吗?”
“我想的不是这个。斯蒂娜也不是胡伦。这只是事实的陈述。其中一个头骨有很多修复过的牙齿，另一个有完美的牙齿。这也讲述了一个故事，即使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瓦兰德在他的档案里的一张纸上记下了有关牙齿的信息。“她还写了别的什么吗?”
“目前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这名男子的胳膊一度骨折。他的左臂。如果我们能接近他们的身份，这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如果没有，”瓦兰德说。
“当。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弄清楚以前的牙科记录。”
他们把所有的调查材料又看了一遍。
有很多可能性他们还没有开始研究。
午餐时间临近时，他们分手了，为接下来的几天制定了计划。
斯特凡·林德曼离开后，马丁森有更多话要对瓦兰德说。
“那房子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这件事似乎不是很重要。我相信你能理解。”
“当然。但我觉得你应该多留点时间。”
我妻子也同意我的看法。一旦我们确认了骸骨，一切正常，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瓦兰德摇摇头。
“我认为你应该另找买家，”他说。
“我不可能住在一个可能是犯罪现场的地方。即使我们能破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你确定吗?”
“绝对肯定。”
马丁森似乎有点失望。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离开了房间。
瓦兰德打开一瓶矿泉水，把脚跷在桌子上。他正打算买一所房子。
但他对这所房子的想象被两具尸体破坏了，这两具尸体在地上躺了多年，现在浮出了水面。
他真希望这房子不是一个暴露在阳光下突然变了形的巨怪。
他不记得自己上次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是什么时候了。
是什么原因?
是他无法摆脱的失望吗?
还是别的原因?
……
许多年前，瓦兰德就认识到，一名警察必须具备的多种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有耐心。
总有那么几天，什么也没发生，调查陷入僵局，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当时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直到出现解决问题的办法。
警察很容易失去耐心。
他们可以工作得很快，而且有极大的热情，但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日子里，他们决不能失去耐心。
两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表面上没有。瓦兰德和他的同事们在各种档案中越挖越深，像动物在黑暗中挖掘地下通道一样在地下室中搜寻。
他们偶尔会在喝咖啡的时候碰面，汇报一下进展情况，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小藏身处。
在警察局外面，天气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冬天，还是春天。
一天，天气很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第二天，天气又转暖了，从波罗的海飘来了无情的雨水。
12月6日早上9点过几分，瓦兰德超负荷工作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吓了一跳，拿起了话筒。
一开始他认不出那声音。
它属于一个女人，她说话带着很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口音。
然后他意识到和他说话的人是他最近见过的人。
这是卡特娅·布隆伯格。
“我一直在想，”她说。
“想啊想啊，从我跟你说话开始。然后我读到关于失踪人口的报道。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阁楼上的箱子。”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把从祖父母那里继承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老箱子里。”
“他们死后它就一直放在阁楼上。
我想我认出了路德维格·汉森这个名字：他们偷的是他的房子。
然后我又看了看那个旧箱子。
我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做了。
里面的一个盒子里有很多日记。
或者我应该称它们为年鉴。
它们属于路德维格·汉森。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些东西。”
“日历?”
“他记下了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他记下了他要付的东西的价格。但他也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什么东西?“
“关于他的家人和朋友，还有那些来看他的人。”瓦兰德开始感兴趣了。
“所以他在战争年代保存了这些年鉴，是吗?”
“是的。”
“我当然想看看。最好是及时。”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打电话过去。”
一小时后，卡特娅·布隆伯格又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抽烟了。
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旧木箱。
盒子里装着黑皮封面的年鉴。
年份用金字印在每张报纸的封面上。
路德维格·汉森在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四本年鉴，日期分别是1941年、1942年、1943年和1944年。
盒子里还有一些旧钞票。
瓦兰德戴上眼镜，开始翻阅年鉴。
他从1941年的那个开始，把其余的都做完了。
果然，书中有关于播种和收割的信息，有一台坏掉的犁，还有一匹“在9月12日神秘死亡”的马。
有关于奶牛和牛奶量、屠宰猪和出售鸡蛋的记录。
路德维格·汉森偶尔会记录下极端温度。
194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冷得像地狱”，而1942年7月又干燥得让汉森“对收获感到绝望”。
瓦兰德阅读。
他指出，人们庆祝各种各样的生日，偶尔也会有“痛苦”或“太长”的葬礼。
卡特雅一直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瓦兰德继续翻阅最后一本年鉴，1944年的那本，但他并不觉得自己与路德维格·汉森更熟了;他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说明骨骼发现的细节。
但他突然在写1944年5月12日的条目时停了下来。
汉森曾指出，“爱沙尼亚人已经来了。
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儿子。卡琳，埃尔莫和伊瓦尔·皮拉克，已经预支了。”
瓦兰德皱起了眉头。
这些爱沙尼亚人是谁?
提前付了多少钱，为什么?
他继续慢慢地读着。
8月14日的另一张票据上写道:“再次按时付款。爱沙尼亚人和蔼可亲，不惹麻烦。好生意。”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生意?
他继续阅读。
直到11月20日才出现了另一张纸币——
也是最后一张。
“他们都离开了，住宿一团糟。”
瓦兰德把盒子里的活页文件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我需要保存这些年鉴，”他说。
“当然，你可以拿回那个盒子。”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卡佳·布隆贝格问道。
“也许。1944年，一个爱沙尼亚家庭似乎曾住在那里。在5月12日到11月底之间。”
瓦兰德谢过她，把年鉴留在桌子上。
这是解决方案吗?
他想知道。
1944年，一个住在农场里的爱沙尼亚家庭。但是他们离开了，他们没有死。
路德维格·汉森不可能杀了他们。
马丁森正要去吃饭，这时瓦兰德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瓦兰德让他推迟午餐时间。
斯特凡·林德曼正忙着在无穷无尽的登记册和档案中搜寻。
他们在马丁森的办公室里坐下。
瓦兰德说话的时候马丁森翻阅了年鉴。
瓦兰德把他的发现写完了。
马丁森似乎值得怀疑。
“这似乎并不完全可信。”
“这是我们掌握的第一点新的具体信息。”
“三个人。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发现了两具骨骼。尼伯格确信不会再有了。”
“可能还有另一具尸体埋在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假设他们是非法或秘密地呆在瑞典，要找到他们就没那么容易了。”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名字。三个名字。卡琳，埃尔莫和伊瓦尔·皮拉克。无论如何，我都要调查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
马丁森站了起来，准备去吃迟到的午餐。
“如果我是你，我会从年度人口普查开始，”他说。
“即使他们不太可能在里面。”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起点了，”瓦兰德说。
“那么我们将会看到。”
瓦兰德离开了警察局。
他想他应该吃点东西。
他有很多事要做。
当他手里拿着钥匙坐在汽车的驾驶座上时，有那么一会儿他又觉得无精打采了。
然后他控制住了自己，打开引擎，开始追踪那个爱沙尼亚家庭。
……
当地税务办公室柜台后面的女人同情地听着他要说的话，但听完整个故事后，她并不怎么鼓励他。
“这可能会很困难，”她说。
“我们之前就有人在这里寻找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的踪迹，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到斯科讷省。你是第一位警官，但还有其他人，主要是亲戚。我们很少能找到它们。”
“为什么?”
“有些人可能用了假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时根本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波罗的海各国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你知道这些难民中有多少人没有真正登记吗?”
“几年前，隆德有人就此写了一篇论文。根据他发现的数据，其中大约75%的人实际上注册了。”
她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瓦兰德坐下来，看着窗外。
他已经在想，有了这条线索，他们怎样才能走得更远。
他断定他们不会有任何进展。
他很想离开。上他的车，离开斯科讷省，永远不要回来。
但他知道，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已经太迟了。
最好的情况是，有一天他可能会找到他正在寻找的房子，然后买一条狗。
也许还能找到一个女人，成为他迫切需要的伴侣。琳达是正确的。
他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痛苦的古怪老头了。
他烦恼地打消了所有这些想法，然后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有人叫他的名字，把他吵醒了当他睁开眼睛时，那个女人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纸。
她说:“有时候我太悲观了。”
“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你要找的东西。”
瓦兰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真的可能吗?”
“似乎是这样。”
那个女人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瓦兰德坐在她对面。
她读着手里的报纸。
瓦兰德注意到她是远视眼，但她不用老花镜。
“卡琳，埃尔莫和伊瓦尔·皮拉克在1944年2月从丹麦来到瑞典，”她说。
“他们一开始住在马尔默。然后他们在卢德维格·汉森的房子里有一套公寓，在官方的全国登记中，他们被列为住在那里。同年11月，他们申请离开瑞典返回丹麦。他们如期离开了瑞典，都记录在这里。”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战争期间对难民作了各种特别说明。”
“是他们的儿子通知当局他们离开的。”瓦兰德很困惑。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儿子什么?”
“伊瓦尔。他说，他的父母在1944年11月离开了瑞典。”
“那他怎么办呢?”
“他继续留在瑞典，并获得了居留证。后来他成为瑞典公民。确切地说，是在1954年。”
瓦兰德屏住呼吸。
他努力想清楚。
1944年，三个爱沙尼亚人来到瑞典。
父亲，母亲和儿子。
同年11月，父母回到丹麦，但儿子留在这里。
他是那个报告他父母离开瑞典的人。
“我认为，不可能确定儿子是否还活着。如果是的话，他可能住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没问题。他在斯塔德登记了很多年。他现在的地址被记录为埃库登。那是一家养老院，离旧监狱不远。”
瓦兰德知道它在哪儿。
“这么说他还活着，是吗?”
“是的。他已经86岁了，但还活着。”
就在一瞬间，瓦兰德凝视着天空。
然后他离开了房间。
……
在斯塔德·瓦兰德的郊区，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吃了个热狗。
他仍然不确定他从税务机关那里得到的信息实际上表明了什么。
如果这真的能说明什么的话。
他喝了一些装在塑料杯里的咖啡，然后继续赶路。
埃库登就在通往特里勒堡的主干道旁边，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古老建筑，可以看到大海和斯塔德港的入口。
瓦兰德停好车，穿过大门。
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一条砾石小路上玩球。瓦兰德走进大楼，向两个坐着织毛衣的老太太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停下来，在一块写着“办公室”的牌子前敲了敲门。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开了门。
“我叫瓦兰德，是斯塔德的一名警察。”
“我认识你的女儿，琳达，”女人笑着说。
“我们很久以前上过同一所学校。有一次你进门时，我在你在马里加坦的公寓里，我记得吓得要死!”
“我?”
“怕你，是的!”
“你是那么的巨大。”
“我想我没有那么大，是吗?”
“你知道琳达回到斯塔德了吗?”
“是的，我在街上碰到她了。”
“我知道她成了一名警察。”
“你觉得她现在看起来吓人吗?”
女孩笑了。
她的衬衫上别着一个名牌，显然她叫皮娅。
“我有一个问题，”
瓦兰德说。
“有人告诉我，有个叫伊瓦尔·皮拉克的人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