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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生来就要成为恶魔，魔鬼接二连三地涌现也不仅仅是因为采取必要行动的力度太小。姜顺德，这个逐渐堕落成为连环杀人犯的脱北者，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走上了不归路。越是深入地挖掘这个凶手和首犯的过去，麦克尼尔越是为他感到惋惜。
每一个成功地流亡到韩国的脱北者背后，或许是更多的失败者和策划者，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名字，甚至无法被拿来充作炫耀优越性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朝鲜长期以来的重要友邦俄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带来的连锁反应从各方面影响了朝鲜的未来。过于依赖外国的恶果暴露无遗，其显着表现是朝鲜在各方面被南方的对手赶超，韩国逐渐地占据了上风。目睹俄国的失败和大东合众国不顾一切的核反击后，朝鲜得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结论只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威慑那些图谋不轨的敌人。
就是在那时，姜顺德的父母选择了流亡。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军队，严重地影响了平民的生活。每二十名平民中就有一名士兵，如此夸张的比例使得向来不介意用尖刻口吻批评朝鲜的韩国评论家们声称这是一支拥有国家作为外衣的军队。在世纪之交，许多人丧失了对理想的信心，没有人知道大东合众国会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一个手下败将，乐观主义者声称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确信，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着的一切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极限。
许多试图逃离朝鲜的平民被抓获，只有少数人成功地跨越边境，来到了韩国。那些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官员受到吹捧，一无所有的平民则从未受到关注。姜顺德的父母乘着火车南下来到了釜山，成为了给当地企业打工的普通工人。根据从姜顺德那里拷问出的情报，麦克尼尔乘车来到了工厂的旧址，野草丛生的厂房诉说着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回忆。
“没有什么比这种处境能够更好地让人理解什么叫绝望。”麦克尼尔回到轿车旁，“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生活在战区中的人们以为逃到和平的国度就是最大的幸运，等到他们真的摆脱了战争，才会发现自己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而且永远无从逃避。”
伯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米拉则在后排座位搜索着和姜顺德有关的其他资料。这辆轿车是任队长借给他们的，准确地说是任队长出差期间可以调用的车辆之一，他小心地叮嘱麦克尼尔，别把车子弄坏了。
“我不太明白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伯顿舔着嘴唇，这一结局让他有些意外，“生活处境没有任何好转，除了可以投票选出总统。但是，他们投票的候选人不一定能当选，即便当选了也不一定能兑现承诺我知道这么说听起来有点离经叛道，但事实就是这样。”
“也许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米拉依旧穿着麦克尼尔的外套，尽管麦克尼尔主动提出给她买一些新衣服，这似乎没能让米拉改变她的想法，“是的，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确实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只不过，在北面，选择权和出身相关；在南方，则是和财富相关。”
在动荡不安中前进的韩国势不可挡地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来到了新世纪。逐渐地适应了在韩国的生活后，姜顺德一家努力地尝试融入韩国人的生活，从改变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开始，或许有朝一日他们能够避免自己受到额外的关注。更低调地做人，也许就是姜顺德的父母教给他的人生守则。从小到大，姜顺德没有任何值得在意的出格举动，生活得如同隐形人，只有在每次考试后学校公布成绩时，其他同学才会想起自己身边还有这样一号人物。
当姜顺德成为连环杀人犯后，媒体试图从他的经历中发掘那些能够用于预判的证据，但他们的努力很少得到应有的结果。姜顺德的生活过于平淡，他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们想不起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在他们眼中，姜顺德是一个木讷的机器人，一个只会念书的书呆子和老古董。
“这是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证词。”米拉拍了拍坐在前面陷入沉思的麦克尼尔，“如果不是姜顺德在这几年性情大变，那就是他从很久以前便十分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呆板的优等生和书呆子，这也是麦克尼尔过去对东亚裔的看法，即使他如今在日本和韩国真正地了解了实际情况，他并不认为这种印象存在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一方面，人们不遗余力地吹捧优等生，并且希望每一个儿童都向着优等生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所有人却又在心中怀着嫉妒甚至仇恨，贬斥优等生为只会做题的废物。以上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矛盾的心理是麦克尼尔见证到的常态。表面上的恭敬与礼貌可能代表着敌意，等到所有人都学会了戴面具之后，真性情的天真派就会成为所有人眼中的怪胎。
姜顺德一家的悲剧是从姜顺德来到韩国的第十个年头开始的。那一年，朴明德成为了韩国的总统，并雄心勃勃地宣布了他的改造计划。朴明德总统和他的专家们认为，韩国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于对市场的过多管制。只要全方位地减少对企业的限制，采取诸如减税等手段，就能让市场恢复活力，进而带动韩国的经济继续增长。这位总统的奇思妙想极大程度地改变了韩国，使得韩国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中午12点16分左右，驱车赶到那家公司现今办公地点的麦克尼尔，从一名形迹可疑的雇员身上拿到了装满复印件的文件袋，并匆忙地跑回轿车内，和自己的同伴们翻阅着这些记录着时代变迁的重要档案。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麦克尼尔的脸色变得发青，“这样说来，韩国人打算把朴明德送进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他所谓的减少管制，实质上变成了没有管制，也就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鉴定书和处理意见上的签名预示着姜顺德的父亲遇到了怎样可怕的结局。在一起工地事故中，姜顺德的父亲遇难，而公司认为其家属没有任何理由索要赔偿。受雇于企业的律师从法律中寻章摘句地进行解释，大言不惭地声称工伤是由员工自己的疏忽造成，和企业完全无关。得不到任何赔偿的姜家从勉强维持生活的边缘掉落，成了不折不扣的贫民群体。没过多久，姜顺德的母亲选择了自杀。
“你跟我说过，那天你在半路上遇到了准备摘取器官的人体器官贩子。”伯顿紧紧地攥着这些显现出了褶皱的复印件，“他们把理念理解错了。这些东亚地区的做题专家和书呆子根本读不懂什么叫自由”
“其实我们的理解也有各种偏差”麦克尼尔咳嗽了一声。
“确实如此，但我是说他们甚至不懂怎么掌握平衡。”
有愿意为强权效忠的律师，有为了博取功名而不惜为罪大恶极的罪犯申请无罪辩护的律师，自然也会有愿意扞卫正义的律师，哪怕他们寄予厚望的理念可能只是空中楼阁。工伤和雇主无关这种荒唐的逻辑引起了律师行业中的大地震，挺身而出反驳这一歪理邪说的律师中，就包括如今的国会议员金京荣，还有他的业界前辈同样身为国会议员梁振万。
“那家律师事务所现在还在经营，只是和他们两人已经无关了。”伯顿提醒麦克尼尔。
“无妨，我们去拜访一下。”麦克尼尔做出了决定，“姜顺德的案子必须以一种参与此事的各方都能接受的结局告终，这是我们绕不过的考验。”
麦克尼尔低估了那件事的影响力，梁律师的英勇在法律人士中成为了传说。纵使他可能希望借此为从政获取更多的名望，面对财大气粗的企业终究是一项挑战，更不必说他们的对手是身经百战的同行而不是只会拿钱办事的业余人士。来到律师事务所并伪装成热心记者的麦克尼尔探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传闻，那可能是导致梁振万最终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从一开始，梁振万就没有打算直接从法律上打败对方，而是将突破口放在了一个虽然不合理但看似符合常识的概念上，即工伤是雇员自己造成的。案子前后拖延了半年，直到2014年初，梁振万的对手才发现他们的敌人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狡猾。为梁振万前后奔走的金京荣联络了大量其他领域的学者，并公开发表论文证明即便雇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工伤也总有一定概率发生，更不必说许多雇主长期增加工作强度并迫使雇员带病工作了。场外干扰因素使得舆论出现逆转，紧接着又有记者爆出这家企业的社长涉嫌经济犯罪。2014年3月17日，连抚恤金都不想支付却能在赌场一掷千金的赵宗赞社长跳楼自杀，他的继任者被迫赔偿了姜顺德一大笔钱。
“梁振万简直是姜顺德的恩人哪。”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还沉浸在那种勇者和恶龙搏斗的幻觉中的米拉依旧难以自拔，“没有梁振万和金京荣的努力，姜顺德的人生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
“这就是事件变得棘手的另一个原因姜顺德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到这两名国会议员还有他们代表的反对派。”麦克尼尔并不看好弹劾的前景，“他们做律师时，可以不顾一切地向对手发起进攻，而现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污点哪怕是编造的也会让他们的行动受到阻碍。”
伯顿则略带讥讽地说，东亚地区的居民哪怕口头说着自己不在乎出身，依旧会在潜意识中用出身判断一切。姜顺德和他的父母是脱北者，这成为了原罪，以至于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梁振万更是曾经被指责通敌。比起正义是否得到伸张，有些人更在乎的是谁的正义得到了伸张、正义在什么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们逃出了一个用出身决定人生的地方，来到了另一个用出身判断价值的地方。”伯顿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来评判他眼中的东亚地区，“只是历史的循环罢了，永远没有新鲜事物。”
麦克尼尔笑了笑，没说什么。伯顿有他的想法，麦克尼尔则有自己的见解。在中东潜伏多年的伯顿见识到了与美国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接触了许多与他原有的思维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都让伯顿的思想变得更灵活。与此同时，一些根深蒂固的印象不可能被轻易铲除，它们更换了生存方式，寄生在脑海中。
但是，麦克尼尔不会去批评伯顿，他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随意地评论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人得出的不同结论。事实便是，那些从事犯罪的难民让所有难民的形象一落千丈，即便是老实地工作的难民也免不了被敌视。他可以不认同对应的观点，但无法否认和拒绝事实。
现在，姜顺德的犯罪拼图只剩下了最后一块。勉强地读完大学的姜顺德回到釜山，在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开始了他的人生彻底脱轨前最后的平静生活。愿意认真干活又从来不在背后胡言乱语的雇员往往值得上级信任，幸福生活似乎正向着他招手，如果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姜顺德的故事或许会在若干年之后作为成功人士的典范被记录在历史中。一个出身贫寒、生活困苦的平民，在经历贵人相助后开启了新的人生并不断地奋斗，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这是相当老套但却被无数人相信的模板。
麦克尼尔至今很难说清毁掉姜顺德的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正义感还是那份源自少年时悲惨人生的共情。他的公司引进了一套新的考核标准，利用电子脑信息来判断厂区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效率。这套有些僵化的考核标准直接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计算机系统会将怠工的雇员直接开除，但有些人仅仅是当天身体状态不好或恰好在卫生间多浪费了一些时间。只有完全义体化的工人才能无视这些因素，而穷困潦倒的平民根本没钱进行那项改造。许多工人染上了肾病，并在病情明显地影响了工作效率后自然而然地被开除了。愤怒的雇员和家属们决定控告这家企业，被派去处理问题的恰恰是当时成为了职业经理人的姜顺德。
如果米拉窃取的情报正确，姜顺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完全倒向了那些雇员。
“他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过去。”麦克尼尔喟然长叹，“然而，他没有那样的运气和本事。”
姜顺德不仅被开除了，而且被扣上了窃取公司商业机密的罪名。起诉无疾而终，策划阴谋的始作俑者也许本来就没打算认真地对付姜顺德，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不过是能够被大人物们随时碾死的蚂蚁罢了。逃过了牢狱之灾的姜顺德丢掉了工作，也无法找到新工作，他的恶行被记录在案，所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都知道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众口一词地认定姜顺德是害群之马的职业经理人们在各种场合批判姜顺德，并将他作为一个反面案例进行宣传。屋漏偏逢连夜雨，四处奔波求职的姜顺德在2023年6月27日的晚上被一群难民抢劫，对方采取了十分老套的方式从他的账户中转走了全部存款。一贫如洗的姜顺德流落街头，他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未来。
他消失了一个多月，等到他再次出现时，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姜顺德已然被毁灭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内心充满了疯狂和仇恨的连环杀人犯。7月8日，姜顺德开始了他的报复，对象则是他以前的同行和那些把他更深地踩进了沼泽里的难民。第一份视频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出现的，那时姜顺德的犯罪手法还不太熟练，他只是直截了当地把受害者杀死，而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折磨对方。
即便那时姜顺德的报复存在一丝正义色彩，当他头一次尝试将受害者大卸八块后，任何理由也不能反驳他已经成为魔鬼这一事实。与麦克尼尔的第一印象相反的是，姜顺德选择目标时从不挑剔，更不分男女，只不过那些看中了他的身份并试图借助他的破坏力来间接地动摇韩国的日本人更偏爱拍摄和女性受害者有关的视频。除了根据东莱物产中的数据确定作案目标外，姜顺德还曾经试图纵火焚烧某些企业的办公楼，所幸他未能成功实施犯罪。
姜顺德以前是朝鲜人，更是受过金京荣和梁振万两名国会议员帮助的弱者。挑战并弹劾总统的动机一旦被怀疑，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失败。当然，日本人并不想帮助李璟惠总统，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两败俱伤的局面。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主导者，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决定地位的便是经济。内耗持续时间越长，经济越受到影响，韩国的虚弱有利于日本完成从废墟中崛起的目标。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疑点。”麦克尼尔把轿车停在一家商场门口，他准备在这里和任队长见面，“导致姜顺德变成连环杀人犯的，自然是他那时受到的一连串打击。不过，日本人能迅速地介入事态并让姜顺德为他们所用，这就说不通了。即便现在日本和韩国之间早已不存在过去依靠合众国维持的盟友关系，日本对朝鲜的警惕不会比韩国更低。”
“朝鲜在日本有一些从事谍报工作的组织，会不会是他们干的”伯顿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答，“你看，朝鲜肯定很在乎到底有谁流亡了、流亡者是不是转而变成了敌人对付他们的工具，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通过外国来确认流亡者的状况，或许这就给了日本人一个机会”
“不对。”
这声音不是来自麦克尼尔，而是来自一直被伯顿忽略的米拉。伯顿和麦克尼尔讨论问题时，米拉总是保持沉默，以至于伯顿差一点忘了这里还有一位能轻而易举地入侵大部分计算机网络的专业黑客。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外国来获取情报，那么和韩国关系更好的大东合众国显然是首选。”米拉放下笔记本电脑，不顾伯顿的惊讶和不屑，继续补充道“实际上，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关系都很差，十几年前新滨被袭击的那一次，怀疑对象就同时包括”
麦克尼尔迟迟没有等到下文，只见米拉表情痛苦地捂着头，把脑袋埋在了两腿之间。有着类似经历的麦克尼尔对此感同身受，他不想再体验那种令人痛不欲生的不适感，尽管他并不确定米拉的感受是否和他相同。
“她这是”伯顿狐疑地望着麦克尼尔，“喂，怎么回事”
“别问我。”麦克尼尔一头雾水，“她说的是落在新滨的导弹大东合众国没有嫌疑，因为他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其实，我也觉得日本人当时在自导自演。”
确认米拉恢复正常后，麦克尼尔才离开轿车，上楼去寻找等待已久的任队长。事情的真相会以何种面貌向外界公开，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有时候，真相反而会带来更糟糕结果，尤其是当公众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出现两极分化时。
麦克尼尔把最后一份汇总资料交给了对方，等待着这名情报人员的回复。利用姜顺德的身份获取了更多信息后，任队长又在几天前策划了一次新的逮捕，以便成功地将执行任务的手下回收。现在，姜顺德的电子脑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里，等待着他的是法律的制裁。
“您打算怎么做”
“看来只能想办法把责任推给外国人了。”任队长若有所思，“比起北方的同胞和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日本人适合充当发泄仇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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